商会包括协会、联合会、公会等组织指的是由独立的经营单位所组成，为保护和增进全体成员的合理合法的利益的组织。商会的初始形态是源于封建社会的行会。在西欧，行会制度又称基尔特制度”，它是在欧洲封建社会城市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城市的商人和各行各业的手工业者为了保障本行业和行业成员的利益，在协议、联盟的基础上，以遵守所制定的严格的行规行约为条件，而建立起来的具有封建社会经济关系的组织体系。

受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中国商界历来有钉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和唯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的传统，“家族”和“关系”是出门在外的人们最重要的社会资本。依靠家族、宗亲和关系，外出经商者可以在陌生的大城市乃至陌生的国度立足、发展，可以在并不充裕的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并非专长的知识和技能的背景下，在并不熟悉的商海里创业并获得发畏。从这个视角看，家族和关系是比资金、人力、经验更重要的社会资本”。

商会有“化私为公”的功能，它的有限度公共属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提供公共论坛、维护公共利益、提供公共服务、提供公共物品。但异地商会的公共性与政府的公共性是有所区别的。相对于政府所代表的公共领域，异地商会则是特殊领域，但又不是私人领域，政府所提供的公共物品具有不可排他和社会共享的性质，并以收税方式支付成本，低效率的主题永恒存在。而异地商会组织可提供外部排他和内部共享的准公共物品。这决定了它可以通过有区别的收费方式提供有特定用途的公共物品。为了树立行业的整体社会形象，避开未来可能出现的政府干预和管制，营造有利于行业整体发展的外部环境，因此异地商会需要通过理念倡导、行动自律、集体谈判等手段，积极协调本行业与相关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并主动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作为市场中的经济类社团，异地商会的身份具有多样性。当它们与消费者群体对应时是生产者群体，当它们与劳动者群体对应时是资本家群体，而且行业划分本身也具有多样性，涉及到国计民生的各行各业，这也决定了异地商会所要协调的对象、问题和手段的多样性。异地商会不仅能够以行业利益代表者的身份，协调行业间的矛盾和冲突，进行跨行业的协调和斡旋，还可以协助政府进行行业管理，并且在食品安全、生产安全、国际安全、处理公共突发事件等一些社会公共事务领域可以有所作为。

在区域经济内部和跨区域经济的发展中，存在着资金、人才、技术、信息等要素相互协调与配合的问题。商会在社会中承担着“承上启下”与“合纵连横”的重要功能。商会具有强大的沟通优势和资源整合能力，能够在商人和政府之间起到沟通桥梁的作用，可以推动企业抱团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这种以区域经济为主体的发展模式实现了不同地区之间分工的细化和合作的广泛，优化了在更大范围内的经济资源配置，有效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进而加速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过程。

商会与政府之间平等地良性互动，消化商会早期基于“官方性”特征带来的制度便利，强化“民间性”赋予商会发展和运作的低成本优势，逐渐演变成行业发展的设计者、行业经济运行的协调者、行业政策制定的建议者、行业利益的维护者和行业成员的服务者。

民间商会要遵循独立性原则，实行民主治理，保证制度的有效供给，并设立有效监督机制保证制度的规范执行，努力提高对企业的服务质量。要明确在市场经济体系中的准确定位，充分发挥服务于企业的独特作用。要积极承接政府在转变职能中让渡出的治理空间，主动拓宽商会自身在“三元”市场体系结构中的职能与权益，通过非行政性的手段在区域内商人群体中开展活动，建立和谐的社会关系。商会在个社会中承担着重要的责任，商会易购会员一定会秉承“在商言商、为商而谋”发挥较强的凝聚力，为企业的发展增添一份力量。商会就是为会员服务，想会员所想，做会员所做。要以服务企业为最终目标，积极落实政府政策，做到“在商言商、为商而谋”。商会自身的成熟程度，影响着它能否进一步开展工作、承担政府转移出来的职能。

因此要紧紧围绕增强企业实力、加快产业升级、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为工作重心，接受政府宏观方向性指导，通过标准制定和信息资源整合推动区域统一市场形成，对企业开展信息服务、培训服务等中介服务工作，帮助企业进入目标市场，协助企业拓宽市场发展空间，进而切实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异地商会作为企业集团在进行权益表达的时候具有积极参政议政的政治化倾向，即以各种方式进入政治过程来维护行业权益，即所谓的“利益集团政治化”，包括直接向政府提供行业发展的政策建议，间接通过主管部门、领导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案，参与行业战略规划和决策制定，建立与政府之间的常规协调机制等。维护行业企业权益是异地商会赖以生存的基础，该职能典型地表现在国际贸易领域。当某种商品的进口对国内相关商品生产厂家造成权益威胁时，异地商会代表本行业依据公平竞争原则以及利用WTO保障条款，维护本行业企业的利益，通过代表行业提出调研报告，建议政府采取临时性限制措施来保护国内产业。如提高关税，实施进口数量限制等手段。异地商会也可作为提诉人发起针对外国的反倾销、反补贴诉讼。从各地的实践来看，异地商会充当国际贸易纠纷提诉人的案件占绝大多数，而以政府名义起诉的情况较为罕见，是因为异地商会可利用不同形式，帮助企业搜集有关资料，合理组织企业对外国的反倾销、反补贴诉讼案进行应诉，从而维护企业在国际贸易中的正当权益。对WTO这个国际贸易舞台上上演的“剧目”需要政府和异地商会分工合作“演出”。一是异地商会“写剧本”——为谈判内容准备素材，政府登台表演——为异地商会所代表的企业争利益；二是异地商会“写剧本”并“登台表演”——不但为谈判内容准备素材，而且先行谈判，政府作为导演，随时为调整“前台”的演出做准备，在国际市场上，始终让异地商会的权益表达早政府半步。三是让外国人也看一看中国政府以外的异地商会的强势，也为政府政策灵活调整留有余地。完善商会组织网络，构建新型区域经贸合作关系。通过异地商会的建设，加强对在外经商人士的联系与团结，构建一个布局合理、联系紧密的商会组织网络。异地商会要利用其熟悉当地经济文化的信息优势，鼓励企业“走出去”以寻求更广泛的要素供给与市场需求。

相对于政府和企业，异地商会在不同程度上保持着独立内涵——这是它的安身立命之本。“独立”精神造就了异地商会的两种重要功能。一是能够将分散的经济实力凝聚成集中的经济权力，为维护成员的权益提供组织化保障，这种保障反过来又助益异地商会建立良好的公信度，增强凝聚力。二是能够以合法形式向政府和社会传递一种组织化的权益诉求，容留自由精神和企业的愿望，实现政治参与，提升社会生活的有序化程度。社会资源整合是异地商会发展的新特点，合作发展趋势是异地商会进行资源整合的前提。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科技发展越来越快，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的今天，合作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异地商会的核心能力应建立为社会资源进行整合之上。资源整合的实质是优势互补与社会资源的动态优化组合。如针对国际贸易摩擦冲突和贸易危机，仅靠一个企业的力量是不够的，需要整合社会资源，联合行业内各大企业积极应对处理，才能取得好的结果。再如异地商会需要整合法律服务资源，继而实现为企业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社会功能。

异地商会在很大程度上承担着服务社会的使命，引领及建树社会道德的责任。其公信力是以正当合法身份对社会的服务和奉献，得到政府、企业、社会的信任支持，进而获取高度的社会认知和社会认可，也体现其自身的社会影响力和号召力。异地商会代表的是积极向上的公民精神，强调公民应主动参与社会公益和志愿者的活动，对社会要肩负起基本道德责任并实现自助、互助和助他，这种正面的价值观为我们的民族精神注入新的活力。异地商会应有公益理念、公平意识、民主情怀和奉献精神，以公共福利为追求目标，勇敢承担社会责任。异地商会应以较高的理论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约束，使异地商会成为有信仰、有使命感和社会责任的社会组织。异地商会的生命力在于以自律和诚信服务于公共事业，在于对人、自然、企业、社会的关怀和爱护。对于社会失范状态的治理，也是需要先建立次级群体，然后建立相应的规范体系。次级群体是把原子个体和权力国家进行连接的道德中介，他们对于将个人凝聚为相互信任，相互认同的道德公共体是相当关键的，有助于社会诚信友爱，充满活力，使得社会安定有序。

异地商会公信力是现代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异地商会中有完全彻底认真履行承担这六方面的社会责任，才能为打造异地商会的公信力奠定坚实基础。因此异地商会需强化自己的责任意识，健全约束组织行为的伦理规范，自我评估及社会交代，并通过立法，以法律手段引导异地商会进行公开、透明化的动作。严格行业自律，规范从业行为，承担社会责任，以此提高异地商会的诚信度，增强透明度和公信力。